黄今言：忆学高德劭的林甘泉先生
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时，江西学者与林先生合影，1996年8月，广州拍摄。从左起：陈晓鸣、邵鸿、黄今言、林甘泉、卢星、赵明、陈昌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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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黄今言，1937年生，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原所长，教授二级，博士生导师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全国优秀教师，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等。
忆学高德劭的林甘泉先生
林甘泉（1931-2017年）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，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，党委书记，第七、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、主席团成员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、顾问等。他学高德劭，视野宽阔，重视理论，治学严谨，论著丰硕，在先秦两汉史研究领域造诣很深，享誉中外。我在与林甘泉先生的交往中，获益甚多，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。
林甘泉先生
林甘泉先生少年博学，参加革命工作较早，久闻其名，素为敬仰。但我们之间的交往是从改革开放以后，准确地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。
1981年10月，中国秦汉史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，林甘泉先生是会议主持人。与会的有张传玺、周乾荣、陈连庆、朱绍侯、安作璋、高敏、林剑鸣、熊铁基、韩奍民、祝瑞开等先生。其中很多人是初次见面。大家很高兴，气氛也融洽。我拜见林甘泉先生时，他非常客气，在交谈中，介绍了会议的筹备过程，西北大学林剑鸣等先生对会务所作的努力等。第一次见面，林甘泉先生那种举止儒雅，平易近人，待人诚恳的学者风范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这次会议上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正式成立，林甘泉先生被大家选为会长。
1984年4月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成都举行，与会者百有余人，会议主题是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。我提交的论文为《秦汉末業税问题探讨》。大概此前我接连刊发了几篇赋税方面的文章，因而会上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。期间，林甘泉先生热情地询问我对秦汉赋役制度这一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。当时我说，目前进展较慢，对汉代的訾算和兵徭服役期限问题，还有些把握不准，请林先生指教！他说了许多，记忆较深的是：訾算问题前人谈的不多，似属财产税性质。兵徭服役期限，可能与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一条材料的句读存在不同理解有关，的确还值得深入研究，希望通过努力有所突破。这是他对我一次富有学术含量的对话。
1986年4月，拙著《秦汉赋役制度研究》的书稿完成后，因当时自己没有电脑，用笔写了一份书稿的章、节、目寄给林甘泉先生，目的是想请他对书稿的内容、主要观点及章节安排等把把关，提供宝贵意见，以便进一步修改。林先生收到信后不久，于4月18日便给我做了回复。他在信中说：
今言同志：
大扎收悉，迟复为歉！
尊著《秦汉赋役制度研究》章节目录胪列甚详，用力之勤可以想见。如尚未落实出版单位，我可代为联系，但并无一定把握。历史研究所吴树平同志与出版界较熟悉，尊著可否寄他一阅，以便向出版社推荐。如蒙同意，请将稿子迳寄树平同志。顺致
敬礼！
林甘泉先生不仅对我鼓励，说是“用力之勤可以想见”，而且还特意为我联系出版问题。这件事，使我十分兴奋也很感激！只是由于书稿此前经谷霁光先生推荐，江西教育出版社答应了出版，才未能送往北京。就在这年十月，安徽芜湖举行的中国秦汉史第三届年会期间，我去住处拜访林甘泉先生时，在畅谈中，他还关心此事，并说“您的书稿花了精力。已经落实了出版单位，算是完成了一件事”。林先生这种激励后学，助人为乐，关注学术的精神，确实令人敬佩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友情难忘。
1993年9月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南昌举行，会议主题是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文化。由于会议规模较大，有日韩学者与会，故江西师大领导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，校长曾专门致函邀请林甘泉、李学勤、田余庆等十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莅会和指导工作。当时，林先生等也表示了一定赴会。但遇到特殊情况，他在8月21日的回信中说：
今言同志：
日前寄上一信，请代向贵校领导表达谢意！谅已收到。江西之行，我是想去的，一则上次泰安的会没有去，许多老朋友久未见面，这次是见面的机会。二则也想看看庐山真面目，贵校校长邀请去景德镇、龙虎山参观考察，这就更有吸引力了。但事不凑巧，给您的信发出后，接余庆同志电话，据他了解，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会也是在九月二十一日开。看来他、学勤和我都去不了江西。这真有点令人扫兴。现在会议通知尚未收到，如果评议组的会能请假，我还是想到江西去。但估计是不能请假的。此事，余庆同志可能已经给您去信，请您转告贵校校长。
江西如果去不成，咱们只好下次会面了。
1995年7月底，当我将出版的秦汉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，即《秦汉史论丛》（第六辑）寄给林甘泉先生时，他在8月3日的回信中，仍然说到：“前年江西开秦汉史研究会年会，未能前去参加，很是遗憾。明年广州开会，如无不可抗拒的事情，当争取参加，届时可和老朋友见面，多多请教。”可见，林甘泉先生对秦汉史研究会非常关心，也很珍惜学界朋友间的友情。
1996年8月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，有百余位中外学者与会，盛况空前。在讨论会上，林甘泉先生就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问题做了专题发言。他在对秦汉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，指出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；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；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，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，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。当时，我听了林甘泉先生的发言后，很受启迪，认为他讲得很到位。所以，会议期间包括境外的历史考察，我抓住机会，多次向林先生请教。尤其是对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研究中学术界存在的不同认识，成了我们交谈的中心内容。高兴的是，林先生在与我的交谈中，非常畅快，对有争议的问题乐于谈出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“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”的说法，难于成立。地主制经济应该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或类型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，是矛盾与互补的关系，等等。他言之有据，令人信服。所以，后来出版的拙著《秦汉商品经济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）一书，关于“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”一节，我便参考、采纳了林甘泉先生的观点。他的不吝赐教，使我受益良多。
这次广州会议期间，我们商定邀请林甘泉先生9月份来江西师大讲学，我们也做了些准备工作。但意外的是，林先生于1996年10月4日的来信说：
今言同志：
多年未见，广州会议得以会晤，畅叙甚欢。日前曾相约九月底随政协京九线参观团到南昌时，当抽空拜谒。但此次参观自北京出发，第一站是安徽阜阳，第二站是井冈山，南昌并未停留，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，甚为遗憾。参观团国庆节前就回到北京。因恐吾兄谓弟言而无信，特此奉告。相信以后还有请教的机会。顺颂
著祺！
林甘泉先生向来很讲信用。这次因工作繁忙，不能来校讲学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。不过，他多次说到要来江西师范大学的意愿，未能实现，确乎有点惋惜。
1997年8月，我和温锐同志前往北京拜访林甘泉先生，汇报我校历史学科建设和学位申报工作问题。林甘泉先生百忙中接见我们，非常盛情。他说：“您们那里，中国经济史、军事史都有优势，谷霁光先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，现在仅有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史、地方史硕士点。博士点问题，可惜谷老生前没有申报，错过了机会。”事隔几个月，评审会结束后，林先生于1998年1月2日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学位委员会评议组的会议日前结束，结果想必您也知道。贵校申报的中国古代史硕士授权单位已获通过。但申请专门史（经济史）博士点，估计是通讯评议未通过，所以，在提交评议组的名单中，没有贵校名字，这样也就无从评议了。贵校的经济史、军事史研究都有相当实力，上次我曾和您说过，如果谷老生前申报博士点，就不会留下这个问题了......相信总可解决，希望您们继续努力。”（后来我校中国史博士点已获通过）林甘泉先生对我校的学位申报工作向来极为关心，对历史学科建设曾提出了不少指导性意见。其情景我们难以忘怀！
林甘泉、黄今言、温锐
1997年8月在林先生家里合影
1999年6月8-10日，“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暨庆贺李文治先生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”在北京举行。出席会议的有何兹全、宁可、漆侠、林甘泉、经君健、方行、李根蟠、李伯重、秦晖、魏金玉、李伟志、林文勋等先生，约50余人。首先，经君健以“史学大家，后学楷模”为题介绍了李文治先生的经历与贡献。接着，大家对中国社会形态变化，地主制经济及其特点，地主制经济的分期、地位及评价，地主制经济下的租佃关系，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的关系，以及地主阶级的分析与评价等，进行了广泛地讨论。会上各抒己见。林甘泉先生指出：地主制经济有如李文治所谓的宽派，也有只将其视为租佃关系的狭派。他赞成李文治先生的看法，地主制经济要从经济结构来理解。认为地主制经济进步与否，应该看是否具有比较优势，要将其放到一定的时间空间坐标中进行比较，明清时期从纯经济角度、孤立地看，封建地主制经济还有进步，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，放在世界范围内，西方完成工业革命后，地主制经济应该是落后了。他在讲到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时认为：在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下，商品经济也相当发展，这与西欧封建领主制时代不同。我们在肯定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时，也要说明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。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，对商品经济发展有制约与促进的互动作用。他重申不同意“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”的观点。百家争鸣，学术气氛甚浓。我参加这次会议，很有启发。不仅对地主制经济有了较全面的认识，而且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林甘泉先生一些学术思想的了解。
1999年8月林甘泉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经济通史·秦汉卷》上、下册，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。他当即寄赠了一部给我阅读。这是国家社会科学“七五”重点项目，在李祖德、田人隆、王子今等先生的参与下，经过多年通力合作完成的宏篇巨著，80余万字。其规模之大，内容之全面，信息量之大，都是空前的。我拜读之后，觉得该书超越了前人，成就斐然。在欣喜之余，我写了一篇读后感，题为《一部开拓创新，求实崇真的力作》，直寄林甘泉先生，陈述了自己的看法。我认为这部著作的成就和特色明显：（一）、在“绪论”中对秦汉社会、生态环境、产业结构、社会经济形态等许多问题做了较为精当的表述，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新见。（二）、该书在广泛吸收已有成果的同时，在农业、货币、财经、特别是土地制度、交通运输方面多有突破和创获。（三）、对秦汉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、家资、生活消费及少数民族经济等，填补了前人未及的空白，加强了薄弱环节研究。（四）、史料宏富，不尚空论，求实崇真，在学风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当然，该书也有美中不足。这主要是：有个别史实的分析、判断稍欠准确；各章之间，有些地方“贯通”不够等。林甘泉先生在收到我的看法后于2000年8月10日的回信中说：
今言先生：
惠书并大作《秦汉经济史》书评收到。我因去吉林参加郭沫若研究会年会，离京数日，迟复为歉！
您对拙编《秦汉经济史》过奖，实不敢当。书印出后，我有时又随手翻阅，觉得要是不因出版社催促而急于发稿，再假些时日斟酌修改，也许质量可以更高一些，而少一些遗憾。亡羊补牢，只有俟之将来了。您的书评，看来是下了功夫，经过认真思考的。指正之处，深中肯綮，十分感谢。可惜的是，您太客气，对书中的不足和失误未能多加批评。我想把大作中一些过奖之词稍作改动，请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编辑部考虑是否可采用。联系结果当再奉告，不知您自己有无其他安排？顺颂
著祺！
林甘泉先生说不能“过奖”，还有“一些遗憾”。这是他谦虚谨慎、治学严谨的一贯风格。他对待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，尤当值得后人学习！其实，他主编的这部《秦汉经济史》确实反映了新的研究水平，对经济史研究作出了贡献，是一部难得的好书。我在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（2000年第4期）书评中所说的，都是事实，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。
2005年秋月，中国历史上的“三农”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，该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先生所主持。当时，有不少专家赴会，群贤毕至。与会学者就历史上的农业、农民及农村问题，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。我也不揣浅陋，就汉代农民“背本趋末”问题谈了些看法，内容包括：农民背本趋末的规模与表征、产生原因及其利弊分析等。我的发言，在会上产生了些共鸣，林甘泉先生也表示总体上认同，并谈了些看法。我回到南昌后，经过几个月的再度思考，将在会上的发言稿，整理成文字，写了《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》一文，寄请林甘泉先生赐正。林先生看了我的文稿后，在2006年6月22日的回信中说：
今言先生：
大作《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》拜读，很有启发。尊意农民“趋末”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和进步性，甚是。农民参与盗铸货币问题，鄙意不排斥少数农民合伙经营，但多数是为地主豪强雇佣而被官府视为盗铸者。盖盗铸货币需要投入较多资本，亦非一家一户个体农民所能从事。此意见不一定正确，仅供参考。 即颂
著祺！
当我接到林先生的回复后，有关农民参与盗铸货币问题，觉得自己在文章中没有说清楚。林先生指出的意见是正确的，对农民应该做具体分析。所以，我对文章修改时增加了一段，并特别强调了文献中提到盗铸货币的“民”，主要是社会上的“不轨逐利之民”和一部分“致富欲强的农民”。力求使自己的观点与林甘泉先生的赐教相接近，也力求更加符合历史事实。后来这篇文章在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2006年第4期能够得到快速发表，或许也是林甘泉、李根蟠两位先生推荐的结果。不然，不可能享有这种待遇。深表感谢！
综上所述，只是我与林甘泉先生学术交往中的一些片段或几个具体事例的回忆。
三十多年来，我与林甘泉先生大概有缘分，除了面交及书信交往之外，还经常有电话往来，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2017年元旦期间。在长期交往中，深感林甘泉先生无论“人品”还是“学品”，都值得称道，亦师亦友，令人尊敬。如今林甘泉先生驾鹤仙逝，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。欣闻历史研究所拟编辑出版《林甘泉先生纪念文集》，特书此文，追思故友。
本期编辑：徐欣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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